猪肉的故事

在我小时候,很少能吃到猪肉。当然,我在农村长大,我是吃过猪肉的,也见过猪跑。记忆中,除了祭拜神明祖先或款待客人,家里几乎没买过猪肉。幸而神明、祖先都十分捧场,南方习俗多,每年大节小节七八个;祖先忌日也很多,上溯4代,祖父,到曾曾祖父、曾曾祖母的忌日都要拜祭,一年起码6次;加上20世纪兵荒马乱,祖上有改姓、改嫁、过继也很常见,很多人还需要祭拜两派宗族的祖先。这样一来,每年都有十几次的祭拜。所以我也是常常吃猪肉的,一个月能吃上三四次。当然,天天吃肉,那是共产主义的理想。

遗憾的是,拜祭祖先的肉都是煮过的,正如鲁迅讲的孔庙里的冷猪肉。需要切开煎煮,变成回锅肉。煮猪肉的汤,加入米粉、木耳,熟烂鲜美,不费唇齿,专用来孝敬长辈。嫁出女儿多的,经常可以吃到猪肉粉丝汤。老人也舍不得吃,多半盖在瓦罐里,留给馋嘴的小孩。南方人还吃猪杂,杀了猪,心肝脾肺肾,五脏六腑都可以吃,连脏腑中间的隔膜脂肪组织,如网纱般的肥肉,炸得脆脆的、油香四溢,也是一种美味。但凡物产贫乏的地方,菜肴里就喜欢拿猪肉做文章,如客家菜的姜葱猪杂、猪肉汤,还有酿各式的蔬菜豆腐,潮汕菜也有类似之处。

猪肉在当年是很金贵的东西。我1980年生人,长在广东沿海经济特区,记忆这段时间,大概是1984-1988年,改革春风已吹了好几年。我常常困惑,为什么80年代还吃不上猪肉?

母亲说,因为那时猪肉很贵,一斤七八块,平日自然是吃不起。七八块?大约在2005年,猪肉也才8块钱。八十年代,公务员月工资仅有50-80元,每月工资还不够买十斤肉,吃猪肉自然是奢侈得很。1984年,国家放开价格双轨制之后,到80年代末,中国经历了一次严重的通货膨胀。肉价有没有到达七块,不敢确定,但三块到五块是有过的。公务员一个月工资,只能买20斤猪肉。

城里人告诉我,80年代,猪肉一斤才八毛钱。是的,但必须拿肉票去买,称为正市。我们家没有肉票,所以只能买黑市,黑市和正市的肉价,相差好几倍。黑市钢材每吨2000,正市只有700,很多人弄个条子就可以挣几万块钱,被称为“官倒”。不但城里人吃正市肉,部分农村人也有,供销社、合作社、粮食局、村干部,及其家属、亲戚,都能弄到肉票,买八毛钱一斤的猪肉,隔一两天也能吃上五花肉炖香菇。

按照市场规律,既然猪肉可以卖八毛,也可以卖三块,为什么养猪的不往高价卖?是八毛的肉掺了水,还是养猪的脑子进了水?都不是,在国家控制粮食购销渠道的年份,买卖是不自主的。国家由吃粮票、肉票的人说了算,首先要保证有肉票的人,能按8毛钱买到肉,才会能把其它的肉放到黑市上。黑市上的肉,只会越来越贵。若逢年过节,家家都必须拜神,肉价就会飚涨到七八块。那不是买肉,简直是在割穷人的肉。

最近猪肉大涨,比去年涨了57%,到达15元的高位。媒体惊呼,猪肉价格竟有超过牛肉之势,言下之意对猪肉颇为不屑——你是啥玩意,还敢跟牛肉比身价?这对猪很不公平,其实在历史上,古代和近代中国的大部分时间,猪肉都比牛肉、羊肉值钱,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逆转。

猪肉还会涨吗,我们会不会都回到20年前吃不起猪肉的年代?于是,我把过去一百年来的猪肉价格和人民收入梳理了一番。

 

市场经济时代(1992年—2011年)

1992-1995年,人们收入在150-1000,猪肉3-5元,可以买50-200斤猪肉。

进入90年代,大家终于吃上猪肉了。90年初,猪肉在三块左右,当时公务员工资200多,可买80斤猪肉,猪肉是吃得起的。个体户、商贩收入甚至超过一千,富裕标准从“万元户”提升到“百万富翁”。我读小学(1990年)时,已有不少同学穿300元一双的球鞋,这是公务员一个月的工资。

1995-2000年:人们收入继续提高,在500-2000元,猪肉5元,可以买100-400斤猪肉,基本有工作就能吃上猪肉。

95年以后,体制内外收入明显分化,大学生毕业,如果分到一些比较差的国企、机关事业单位,工资只有四五百,若到沿海效益较好的企业,可以拿到三四千。猪肉也涨价,最高涨至七块,此后见顶回落,一直到2006年,猪肉才涨回7元。

2000-2010年,人们收入在1000-4000元,猪肉7-15元,可买100-300斤猪肉。

在90年代末,到外企工作的大学生可获得6000-8000的薪水,白领是一个高尚的名词。

猪肉在1992-2006年的15年间,基本保持在3-7元的价格。在这15年里,绝大多数中国人,不管当官的、坐写字楼的、提泥袋子的、种庄稼的,都能吃上猪肉。如果选择1000元作为这段时期老百姓月工资的中位水平,大概可以买200斤猪肉。

2006年到2011年,工资水平上升不少,但差距也急剧拉开。在2000年,10万年薪绝对算得上高薪,今天只能算一般水平。在中心城市,好的行业和岗位,如金融、IT,不是管理层也可以拿到20-30万,已接近美国的中产水平。在10年前,这是一个企业CEO的水平。大城市的中间阶层,工资从一两千,普遍涨至四五千,可以买300斤猪肉。当然,在小城市、农村,收入仅有1000多甚至更低,猪肉现在又开始吃不起了。

不管如何,过去20年,猪肉涨得不算太快,很多中国人开始吃上了猪肉。虽然这是老百姓用勤劳的双手挣来的,但我们首先要感谢猪,感谢猪肉。

 

双轨制时期(1984-1992年)

双轨制时期,就是既使用粮票、肉票,又放开部分商品经济的时期。以1984年国家放开市场议价为起点,以1992年粮票退出历史舞台为终点。

猪肉按票购买每斤8毛,黑市1.5块-3块,高峰期达到5块。

机关、事业单位干部工资约80元,可买正市猪肉100斤,黑市40斤。

据统计,在80年代,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40-50%;也就是说,不超过40斤猪肉;如果买黑市,大概只能买20斤。城乡收入一直还在扩大,到2007年,农民收入只有城市居民的30%。

农民的贫穷状况在很长时间都没有改变,在我读大学时(1998年),我看到的数据是,整个华北大部分的农民,家庭年收入仅在1000元出头。当年大学学费很低,但一年也要2500-3500元,农民为了交子女学费往往砸锅卖铁甚至卖血跳楼。这几年听得少了,倒不是学费便宜了,而是大学生便宜了。农村孩子干脆不念大学了。

由于工、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,几十年来,农民的收入一直停留在每年300-1000元的低水平。农民的货币收入在民工大批进城之后才有所提高。

在1984年,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凭票买肉,月工资100斤,和今天的普通人没太大差别,吃肉不是难事。但农民要买黑市肉,是吃不起的。农民是养猪的,但吃不起猪肉,这很荒谬,但也很正常。卖炭的烧不起炭,烧瓦的屋无片瓦,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事。

不过在农村,也有特权阶层,这一点在每个区域、每个年代都差不多。80年代,特权阶层和现在一样,拥有处分物资、资源的权力。即便是十年文革,人们以为那时没有贪腐,共同贫穷,其实也有特权阶层,他们处分的可能不是物资、金钱,但却是你的青春、尊严、婚姻,乃至生命。

1985年,中国人均猪肉年消费量为16.6公斤,到了2005年,全国人均猪肉年消费20公斤。事实上,从1990年到2005年,人均猪肉年消费量,基本就保持在20KG的水平,并没有明显增长。当然,有部分原因是替代猪肉的食物大大增多。但至少也说明了,25年前,在老百姓一个月吃一两次猪肉的时候,也有很多人在吃猪肉。你吃,或者不吃,猪就养了那么多,不增,不减。

 

改革开放初期(1978-1984年)

猪肉按票几毛钱一斤,没有黑市。

机关事业单位干部,工资50-80元,凭票可买猪肉约100斤,没有限制供应。

80年代初,农民月收入大概只有二三十元。自养生猪,是主要的货币收入来源,用今天的话说叫支柱产业。猪和粮仓,都是家中的重要财物储蓄。粜米、卖猪,是农民操办所有大事,如修房、娶亲的主要经济来源。这个时期农民自己是不吃猪肉的,他们养猪和今天城里人养宠物一样,只养,不吃。

 

建国后30年(1949-1978年)

猪肉:大部分时间城市猪肉按票供应,肉价0.5元,物资短缺。

工资:在这三十年间,机关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其实几乎没有变化,大概在50元上下,也可以买100斤猪肉。一直到80年代,国家才酝酿涨工资,80年代末涨到80多元。在20世纪前面的长达80年的时间,中国工薪阶层的月工资基本处在10-50元的区间;猪肉的价格则在2毛到8毛之间。最后20年,人们工资才开始破百、上千。当然,钱也迅速的贬值。

在50年代,一个大学生毕业分配到机关,可以拿到50多块钱的工资。当时穷人七八块钱可以过一个月,所以50块钱工资养活一家还有盈余。大米1斤只要1角2分钱,面粉1角5分,猪肉要供应,但肉价只有5角,一元钱的购买力,相当于解放前的半个大洋。可以想象,虽然建国初期人民生活普遍贫穷,但有岗位的人,当兵的(工资30多)、机关的,吃个肉也不是难事,逢周末或待客,买上两斤肉,仅是工资的1/50;好比今天你挣4000元,偶尔花200元下一趟馆子,也是工薪阶层负担得起的。

农民收入则低得可怜,据记载,深圳改革前农民的年收入仅143元,是隔壁香港农民的1/70,每月只有10元出头。农民缺钱,一头猪只养到100来斤,就急着拉去卖。辛苦大半年,一头猪往往只能卖几十块、百来块。卖猪所得的钱,农民是舍不得买肉的,而且也买不到,因为没有肉票。据说卖掉一头猪,可以换回3斤肉票,但需要半夜排队才能买得到。

在生产队时期,农民每天记工分,男人一般10工分,妇女7工分,看劳动表现,当然也看队长心情。在1970年,一个工分大概是7分钱,即使一个月干满30天,且全部拿到了10工分,也只能挣到21块钱。

农民一方面收入低,一方面是有钱也买不到,没有供应。很多农民只见过猪跑,长年没吃过猪肉。因为年代过于久远,很多人已经忘了猪肉的滋味。

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,主要原因是工业品、农产品价格的剪刀差,农产品价格被人为压低。据统计,建国到改革开放前,农村为城市补贴了7000亿元,相当于农民纯收入的近1/3,被城市无偿拿走。许多人会列举建国后国家工业、科研取得的巨大成就,来证明剪刀差的合理性。但这种劫贫济富的积累方式,仍不免使农民怀疑,到底有多少钱支持了工业,有多少钱,让国家干部和城里人吃了廉价猪肉?

从50年代到70年代,中间发生过通货膨胀,但工资、物价基本保持在稳定水平。大米每斤一毛多,肉价5毛。国家干部工资30-50元,可买100斤猪肉,300斤粮食;农民收入十几元,可买20斤猪肉,100斤粮食。总体而言,国家干部生活小康;城镇居民勉强温饱;农民生活则非常艰苦。

50年代末,土地收回国有,个人口粮只能全面压缩并限量供应,各地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,食油、禽、蛋、肉等严格限量供应,还增加了饼干票、儿童食品补助票,甚或还有煤球票、冰棍票;计划到了冰棍,这才真正进入了计划经济时代。城里人每人每月,基本配备是粮食24斤,四两菜油,半斤肉,这个供应水平一直保持到66年以后。最紧缺的时候,甚至出现了面值0.25钱的油票,一钱5克,0.25钱也就是1.25克。这说明在城镇居民生活里,肉和油也是非常紧缺的,每天只有八克肉、六克油,面对这样拮据的生活,老百姓只能对国家说一声,三克油,三克油!

 

民国时期(1912-1949)

抗战打了八年,抗战后又经历了金圆券的恶性通货膨胀,这些都是非常态的生活,我们主要还是看看1912年-1937年。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前,中国还是相对平静。抗战前也可分为两段,1912-1927,经历了15年的军阀混战,但正常人的生活仍可维持,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;1927-1937年,蒋介石北伐成功,东北易帜,国家基本统一(除了我军),经济出现高速发展的10年“黄金时期”,为抗战打下了宝贵的经济基础。

1912-1937,这25年间,物价稳步缓慢上涨。但猪肉基本在两角多,大米每斤约7分钱。工人、职员的工资大约为15-30元,这里的“元”指的是铿锵响的银元,也即大洋。

一个银元到底相当于今天多少人民币?有许多说法,少则说35元,多则说150元。民国发行的银元种类很多,影响最大、成数最足的银元印有袁世凯头像,俗称袁大头,重约26克,按今天的白银价格每克9元,一个袁大头相当于今天230元。但如果跟米价、肉价相比,一个银元可买15斤大米、4斤猪肉,约等于今天的50元。盖因为动乱年代,吃饭为第一要务,粮食、猪肉比黄金、房产都要宝贵。保守起见,人们一般把1个银元视为今天的50元。

事实上,1个银元比今天的50元、甚至200元要经用得多。1个银元可以置办一桌酒席,甚至可以是穷人一月的开销。至于房子呢,按1930年北平市财政局土地股评价委员会调查,北京小洋楼每间均价400元;普通楼房,每间均价176元;四合院瓦房,每间均价130元。按照现在北京一套普通住宅200万计算,一个银元对房子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1万元。

了解肉价、粮价、房价之后,我们看看1912-1937年中国各个阶层的收入水平:

公务员:据记载,上海市公安局的巡警月薪10至13元,巡长16至18元。每月十几元,这个工资相对于物价,自然也不算低,可以买七十斤猪肉、300大米,养活一家人都是足够的。但是,当年工人工资都能达到30多,警察作为危险职业,薪水实在太低。这大概是中国有史以来就形成的低薪养贪习惯。在古代,地方底层官员的官俸也非常低,基本仅够糊口,一个官员选择当清官,就一定是清贫,根本谈不上体面的生活。但官员除了贪腐受贿,历来就有灰色收入,比如地方一些款项的正常截留,这个是行内潜规则,不算贪腐,皇帝也听之任之。到了民国,军阀ZF缺钱,自然也不愿承担巨大的薪酬开支,警察每月10几元,某种程度上,也是鼓励他们向民索利。各种灰色、黑色收入加在一起,自然就不只是10几元。

工人、职员:与我们想象不同,当年工人工资相当高,我看了一大代表、工人运动领袖包惠僧的回忆录(1930年代),当时“初提升的工匠,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,工龄长、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、五十元……”;另一个纺织女工也回忆当年月工资为36元。如果是店员,大概在10几元到30几元。1930年,北平市社会调查所记账式调查全城工薪阶层的家庭收入,调查对象2300家,包括小学教员、人力车夫、三等巡警、纺织厂工人和店员,每家平均月收入16块大洋。由此可见,当年工人工资大概10几元,到50元,职员工资一般在15元左右。这个工资养活一家人都是绰绰有余的。

产业工人每月30多元,可以买150斤猪肉,500斤大米。一年收入足以在北京、杭州买上两处大宅。为什么工人工资可以是警察的两三倍?因为工厂只要能生产,就有利润,财务上比ZF宽裕,发得起工资。这与今天也是类似的,在1990-2000年代,体制外、企业的工资都要明显高于体制内。现如今,一个厅长的工资也仅是区区一万出头,试问他如何在大城市买房?如何活得体面?可见低薪养贪是几千年来一贯思路,在财政紧缺的年代可以理解,在财政极度富裕的今天就不可理喻。

在20年代,工人运动很盛。尽管拿着30多大洋的工资,每月150斤猪肉,一年可以买两套房,但工人还是经常要罢工。事实上,高工资不一定让工人不罢工,低工资工人就不见得敢罢工。看看今天中国、欧洲的工人对比,就一目了然。我无意说民国的工人生活有多幸福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们绝不是中国最贫苦的阶层。事实上,革命的主要力量,也不是来自工人,而是来自农村的无产者、贫雇农。把工人革命的理论套在中国历史,简直非常荒谬,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为贫下中农,典型小农社会,根本不同于已完成工业革命的19世纪欧洲。事实上,中国发生的革命不是工人革命,也不是资产阶级革命,而是农民革命,当然毛领袖是深刻认识到这一点的,但他委婉的说,这是农村包围城市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革命的核心不是私有产权、人权自由,不是八小时工作制,而是土地革命,因为农民的目标就是土地,这和太平天国,包括此前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唯一不同的是,为了把工人革命的理论假戏真唱,土地在分给农民之后,50年代末又收归国有了,从这一点,这场革命对农民的实惠,甚至比不上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。

底层劳力:据记载,上海的黄包车夫,月工资大概17大洋,比警察还高。老舍先生说的骆驼祥子,月工资只有1.5大洋,我不太相信,据陶孟和《北平生活费之分析》说,“车夫收入微薄,半年不到70元”——也即每月10元还是有的。1930年,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,黄包车可以按里程收费,也可以计时收费,按里程收费的话,起步价大洋1角(半斤猪肉),此后每华里大洋8分(四两猪肉)。如果计时收费,每小时大洋4角(两斤猪肉)。按此价格,黄包车夫每天挣上一个大洋,也不是难事啊。前两天电视有一部外滩的记录片提到,当年外滩的车夫,可说是中国的高收入人群,正好比早些年的的哥。这些到了城里的农民,靠着勤奋飞奔的双腿,每月可买上近100斤猪肉。我想,这些车夫虽然在烈日炎炎下汗流浃背,甚至要点头哈腰、忍气吞声,但为了家人能吃上猪肉,他们的内心一定是幸福和充实的。在此前、此后的百十年间,中国还有成千上万如我父辈的人民,挥汗如雨、辛勤劳作,但他们仍然吃不上猪肉。

知识分子:民国是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,不仅放下碗就可以骂娘,而且端起碗就可以吃肉。我们看看教师的工资,1926年底,武汉国民ZF尽管财政相当困难,但筹措教育经费,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。在1933年,湖北省立小学月薪为39至56元,省立中学的月薪多在60—80元,这个工资比警察、工人都要高很多。当年金价约为50元,教师工资,每月足够买一两黄金(今天金价为15000元),买150斤猪肉;半年的工资,足够买一套大房子。

至于大学教授,属于高级知识分子,凤毛麟角。那不是宽裕,简直就是富裕。月工资接近200元,是警察、工人的十几倍,每月工资可以买1000斤猪肉,4000斤大米,北京一套四合院。以骂娘闻名的鲁迅先生,因为名气大,辗转几个大学,工资越来越高,在中山大学任教时,月薪已涨到500大洋——从经济的角度,鲁迅和今天写文章博点击赚出场费的网络写手并无二致,都是“一边骂娘,一边赚钱”。当然,并不能因为高薪而否定鲁迅的成就和价值,恰恰相反,我认为拿着高薪还保持傲慢、同情弱者的人更值得赞扬;当然,发他工资、还挨他痛骂的ZF当局,也值得赞扬。鲁迅除了工资,还有版税、稿费,收入颇丰,据统计,前后24年,他收入12万银元,这在当年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。他前后两次在北京买房,一次出手3500大洋,一次800大洋,相对北京普通房子200大洋的价格,鲁迅老人家买的可都是豪宅!他吃着猪肉住着豪宅,还说自己运交华盖,对社会满腹牢骚,实在不是凡人的境界。通观古今中外,知识分子依靠哲学、思想等无用之学也能获取高薪、广受尊敬,估计只有中国的民国初期和柏拉图所在的古希腊,不难理解那个年代因此哲人辈出。

农民:如你想象,农民仍是那个年代最贫穷、最艰苦的阶层,因为粮价、肉价都很低,谷贱伤农。农民没有工资,只能用粮食换算。如果耕种4亩地,当年技术落后,亩产不到400斤,磨成大米不足300斤,即一石半。1927年,上海一石大米市场价是14元,全部卖出去一年收入也只有100元。但农民肯定卖不到这个价。在叶圣陶《多收了三五斗》里面提到的行情是,“糙米五块,谷三块”,农民说:“在六月里,你们不是卖十三块么?”这里讲的就是一石米的价格,一石即200斤,在平日,一石可卖到13元,即每斤6分钱。但由于粮商压价,糙米仅能卖5元,也即每斤两分多钱!每亩地产粮仅值6元。由此估算,农民每年的收入,换算也只有几十元,这是自耕农。若是佃农还要交地租、利息,再加上战乱、ZF盘剥,农民的境遇实在悲惨,和建国后的30年应无太大区别。包惠僧回忆说,湖南有民谣,“乡下人好辛苦,吃了年饭望端午”,意思就是一年吃两次猪肉。许多人甚至吃不上饭,沦为流浪无产者,便成了国军和红军的最主要力量。

 

回顾过去一百年的工资和猪肉史,可以了解到,人民曾经生活在何等窘迫的境地,这种境地是如何难以想象和难以忍受,但它们都是真实发生过的。这些窘迫的境地,即便在今天也还在真实发生。在今天,大城市房价两万,小城市也动辄六七千,毕业大学生、蚁族,工资1000出头,仅够买60斤猪肉,400斤大米,一百年不吃不喝才够买一间房。这是什么境地?这大概也是一百年来最窘迫的境地之一。

在过去的100年来,猪肉从2角银元,到8毛肉票,到90年代的五元,到2000年代的七八元,到2010年代突破10元,也许猪肉10元以下的时代不会再有。但总体来说,猪肉和大米基本保持了1:5的比价,它的价格一直显得相当稳定和可预测;与锋利如刀的房价相比,猪肉价格已经非常的人性和友好。

老百姓勤劳耕作、种田养猪,本来吃肉是天经地义的事;早在刀耕火种的石器时代,农民也能吃上猪肉。然而,只有在过去的20年,全国人民才有幸吃上了猪肉。在其他的80年里,农民都没有猪肉可吃。20年,相对于一百年的漫长历史,是短暂和偶然的。我们首先要感谢猪肉,感谢猪。虽然不知道,过了这20年,老百姓是否又回到吃不起猪肉的年代。

领袖在说,“过几个月猪肉价格就降下来了”,这种语气很像老娘哄小孩——过几月给你扯件花衣裳。他心里想必还在说,然后再过几个月,我也就退休了。我说,猪肉你就别去降它了,中国农产品已经保持了一个世纪的低价;不过把人们的工资提一提,更加紧要。

猪肉还会涨价吗?房子正在朝着世界最贵迈进,猪肉呢?我知道我们的邻国,考瑞亚,猪肉是很贵的,五花肉80元,排骨120元(人民币),逢年过节,他们就提着五花肉去走亲访友。欧美各国,猪肉价格倒是只有十几元(人民币),但ZF给养猪的农民付了很高的补贴。

在这一个纷繁变幻光怪陆离的年代,我们感叹,过去一百年来,价格一直忠诚和稳定的猪肉,也逐渐变得陌生。我在查阅这些资料时,发现民国的资料翔实和客观,而建国后,尤其是十年动乱,关于票证的使用,人民的收入、物价,真实的生活境况,大家都讳莫如深、语焉不详,就像今天的国家统计局数字一样神秘莫测,使我们的收入常被增长,物价常被下降。每次的CPI数字,都像是综合了经济金融政治考量,首脑们开会讨论、谨慎决定的一个六合彩特别号码。对于生活的真相已经模糊,我们辩不清过去,说不清现在,也看不清未来。

也许在国家眼里,我们每个人也只是案板上一砣待宰的猪肉。

我们谈什么未来。

文/土人

发表评论

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。 必填项已用*标注